雍正评
“允祀若肯实心办事,部务皆所优为。论其才具、操守,诸大臣无出其右者;而其心术之险诈,诸大臣亦无与之比者。”[注:《清世宗实录》卷31,雍正三年四月癸未]
“允祀较朕诸弟,颇有办事之才”[《清世宗实录》卷18,雍正二年四月庚戌]
“允祀为人聪明强干,谦洁自矢,才具优裕,朕深知其能办大事”[注:《清世宗实录》卷30,雍正三年三月乙丑]
“颇有识量”《雍正朝起居注》二年四月初七日条。
《上谕内阁》二年八月二十二日谕云:"从前众皆保廉亲王为皇太子,视为奇人"。
《雍正朝起居注》闻旧记作:"从前众皆奇异廉王,保为皇太子"。
甚至承认自己的才力也只是“能与相当”[注:《上谕内阁》,雍正三年四月十六日]。
注:《起居注》记载雍正帝在二年四月初七日对诸王大臣论说胤禩为人:朕之此弟较诸弟颇有识量,可资于理,朕甚爱惜,非允禟、允誐等可比。是说允禩有才有识,《上谕》和《实录》则云:允禩较诸弟颇有办事之才,朕甚爱惜之,非允禟、允誐等可比。
盖起《起居注》时允禩尚在人世,还未彻底搞臭,皇帝对他的美言可以照实记录,迨至编辑《上谕》和《实录》时,允禩早已被定为结党夺嫡的恶人,不能过多讲他好话了。而有见识,是人的大关节处,给了这个评价,如何又去非法搞朋党?史官就只好把这个意思去掉了。
众多王公大臣中的口碑
允禩在康熙朝众多王公大臣中的口碑,始终是诸皇子内最好的一位。人们称赞他“朴实”、“极正气”,特别是深为康熙帝所挚爱、与之感情笃深的皇兄福全,曾在康熙帝前“力荐允祀有才有德”,说他“心性好,不务矜夸”
诸母妃的看法
雍正帝说:“迄今三年来,诸母妃未曾遣人至朕前一问起居,伊等居府中,一切皆诸王主持,此必允禩从中阻挠,诸王亦遂观望不前耳。”这些未亡人是康熙帝妃嫔中资格最老者,对于自幼看视长大的诸皇子,了解甚深,又因在宫中生活近一生,对宫规礼节知之最详,因而未曾派人向雍正帝请安,绝非疏忽所致。
易中天《品人录》
实际上,允禩对雍正的威胁,倒不一定是有暗杀或政变的阴谋(当然也不一定就没有),更主要的还是威望太高。二年(公元1724年)十一月,雍正就曾说他每次申斥允时,“审察众人神色,未尝尽以廉亲王为非”。次年四月,又说“视诸王大臣之意,颇有以允禩为屈抑者”。
显然,在雍正与允禩的斗争中,雍正是很孤立的。诸王大臣的心都向着允禩,只不过敢怒不敢言。敏感的雍正哪能感觉不出来?二年四月,雍正下了一道圣旨:“尔诸大臣内,但有一人或明奏,或密奏,谓允禩贤于朕躬,为人足重,能有益于社稷国家,朕即让以此位,不少迟疑!”不难想见,如果不是被逼无奈,雍正不会说出这样赌气的话。
平心而论,雍正和允禩都够格当皇帝。
他们都有理想、有抱负、有能力。雍正的能力,有他执政十三年的政绩可以为证。这些政绩证明,他至少是一个有才干有作为的皇帝,这才使康熙创造的盛世得以延续,以后又在他儿子乾隆手上延续了六十年。允禩的能力,则可以在雍正那里得到证明。雍正即位以后,曾多次说过:“允禩较诸弟颇有办事之材,朕甚爱惜之”;“论其才具操守,诸大臣无出其右者”。其实不用听他说,只要看看他为了整垮允禩费了多大的劲,就知道允禩不是等闲人物。
禩各方面的情况足以表明,他绝非是一“柔懦”、“软善”“易于挟制”之人,而是颇有领导才力,善于博取众心。事实上,允禩也有极残忍的一面。他不遵皇父“诫酒之训”,在家常常酗酒,“醉后要乱打人”,曾将同其乳公、乳母结怨的御史永(雍)泰痛打[注:《文献丛编》第3辑,《允祀允礻唐案秦道然口供》,另参见《清圣祖实录》卷235,康熙四十一年十月癸卯]。雍正三年(1725年),护军九十六因“不遵伊之指使”而被“立毙杖下”,王府长史胡什吞“以直言触怒,(允祀)痛加{上竹下垂}楚,推入冰内,几致殒命。”如此凶悍之态,与其平日的作风举止,大相径庭,真实地反映出允禩本性中的另一面。同时,也表明他在大多数场合下,具有较强的克制力,比较冷静,能够将性格与伤风中的暇疵与弱点,尽可能地藏而不露。
允禩的待人处事作风,具有灵活周全,不拘泥于规制与名分的实用色彩。这种非正统性,是他不同于其他皇子的另一突出特点,也是他在众臣中很有人缘,受到拥护的原因之一。
胤禛继位后所定允祀的部分罪状未免有夸大处,但无不体现了允禩在办理政务中所奉行的一个基本方针,即改革以往治理帝丧时縻费钱粮过多,兴师动众,礼仪过繁的做法,尽量节约钱粮,就简务实。这些改易旧制,讲求实效的举措,透露出允禩思想中对于部分儒家礼法的蔑视,同时也必然加重其已有的罪责。它显然了一种革新精神,以及不为自身计的勇气与魄力。然而允禩建议的上述节约措施,被认为是“不忠不敬”之举,雍正帝一概拒绝采纳。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情况出允禩与胤禛两人的政策分歧,尤其是对于封建礼法所抱的不同态度。
据允禩的老师何焯家人说,一次允禩正在与老师谈话,“福晋从门外望见,就大笑起来,笑声闻之于外”,而允禩见此,并未生气。足见,允禩虽然从小在康熙帝的严格督教下,学习儒家经典,但对于儒家伦理纲常观念的接受,还只是停留在表层,他本人及其福晋的部分言行,仍不自觉地表现出满族传统习尚。康熙帝曾批量斥允禩“素受制于妻”,这并不排除后者想通过福晋笼络妻家戚属,以扩充其影响与实力。不过,允祀对嫡福晋“不守妇道”之举熟视无睹,并不怪罪,是否也反映也他与儒家正统伦理观念有所相悖的处事态度,以及不务虚名的作风特点呢?